几千年的乌托邦

朱海就2023-05-20 14:37本文共 1683 字阅读完需 7 分钟

乌托邦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乌托邦是指一种建构主义。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由于他们对什么样的社会才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境况是无知的，结果导致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产生了一个不利于改善自己境况的社会，这就是乌托邦。与其说乌托邦是由少数人建构出来的，不如说是由大众的普遍观念和行为塑造出来的。

个体境况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他要改善自己的境况，就必须让那个有助于改善自己境况的社会得以出现。如果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让这样的社会得以出现，那么，他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很可能是使这样的社会不能出现，也就是在助长了乌托邦，结果是损害了他自己的利益。因此，每一个对如何才能产生一个有助于改善自己利益的社会无知的行为，都是在为乌托邦的产生“添砖加瓦”。

那个有助于普遍增进人们幸福的社会，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的。这种社会如何才能出现，是一个“知识”（理论）问题。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等思想之上的，由西方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开创，在经济学这门学科中集大成，其中又以米塞斯与哈耶克等人的思想为代表。这种理论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实现了“去魅”，使他律的道德伦理观，转向自律的道德伦理观。如前所述，假如人们对这种知识是无知的，那么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将产生“公地的悲剧”，使他自己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受损，这种行为显然是“非理性”的。

因此，我们把乌托邦的原因，归为人们对上述知识的无知，这导致他们对制度缺乏一种判断能力。他们盲目地接受了损害他们利益的制度，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制度，或某些人建构的制度，他们甚至为这些制度叫好，如计划经济与大跃进时代的人们就是如此。

这种无知，最典型地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的“自发性”的无知。他们机械地理解社会，直接去追求他想要的结果，认为那样是最方便的，比如，他们想稳定，就诉求皇权专制，想发展经济，就诉求集中配置资源。他们不知道，如果具备自发秩序的条件，让每个个体都有机会充分发挥他的才能，那么，那些有助于他们利益的结果将会在无数个体的行动中自发产生，他们看不到这个将由自发秩序所产生的结果。

如果一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处于这种无知中，对于如何才能产生一个有助于普遍地改善个体境况的社会的知识是一片空白，那么这个民族将会一直处于盲目地摸索中。他们对手段（制度）的选择，极有可能与他们改善自己境况的目标相冲突。上述有关一个社会如何才能存在与繁荣，从而增进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的利益的知识，对于帮助人们拥有这样的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知识，也将帮助他们重新认识国家的作用，重新理解文明、法治、道德和自由等等的含义。

这里要区分“建构主义”与“建构”。建构主义是指在对上述知识无知的情况下，盲目地、随意地根据自己的目标建构制度，包括保留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制度。建构主义是这种无知的必然产物，由于这种无知，这种制度建构往往会阻碍“使大众利益得以普遍增进的社会”的出现，也就是制造乌托邦。但“建构”并不都是“建构主义”，如果一种建构是促进自发秩序，使个体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企业家才能，从而普遍地增进个体的幸福，那么这种建构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等就是这样的建构。这样的“建构”对一个社会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破除建构主义，首先是“知”，然后是“行”的问题。“知”就是拥有上述知识，知道什么样的社会对自己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是有利的，因此应该尽快改变那个不利于自己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利益的社会。“行”就是把自己的“知”付诸实践。当无数的“行”慢慢汇聚起来时，乌托邦自然会消解。相反，如果“知”而无“行”，那么效果和无知是一样的。关于这里的“行”，可以补充哈耶克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社会是在每个个体都不知道他将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的情况下发生改变的，因此，他不能以他知道他将给社会带来什么改变，作为他参与改变的前提条件。

乌托邦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程度的问题，它始终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有时被强化，有时又被弱化。比如，我们不能认为发达国家现在就没有一点乌托邦，虽然他们在启蒙运动之后较大程度地走出了乌托邦。不断地减少乌托邦的程度，就是不断地走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