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这篇不错，《几个酒鬼》

几个酒鬼

作者：布考斯基
译者：Marvin
选自《无北之南》

当时我20多岁，经常酗酒还不吃东西。我很健壮，生理上的，当你诸事不顺时这是少有的好运。理智总是从中作梗，想要反抗我的命运和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喝酒、喝酒、喝酒。我在路上走着，这儿全是灰尘和泥土，还很热，我相信是在加利福尼亚，我不确定。这是片沙漠。沿着路走下去，我的袜子又硬又臭，而且烂掉了，指甲钻出来顺着鞋底长回肉里，我不得不在鞋里垫个硬纸板——纸板、报纸，只要是我能找到的东西。指甲是这样的，要么让鞋变大，要么让指甲往左右两边长，要么往上长，要么剪掉它。
卡车在我身旁停下，我忽视它继续走。卡车启动，里面的男人执意跟着我。
“孩子，”那个男人说，“想找份活干？”
“想让我杀谁？”我问。
“没人，”男人说，“上来吧。”
我绕到车子的另一侧，车门打开了，我快步冲上踏板，滑进去，关门，靠在皮座椅上。终于躲开了太阳。
“口我，”男人说，“五美元。”
我右拳狠狠地打中他的肚子，左拳击中耳朵和脖子之间的某个部位，右拳再次击中他的嘴。卡车偏离了道路，我抢下方向盘掰了回来，之后熄掉引擎，刹住车子。我爬出来继续走，大约5分钟后，卡车又开了过来。
“孩子，”男人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认为你是个基佬。我是说，你看起来有那么点儿像。再说做个基佬难道有什么不对？”
“如果你是个基佬，那确实没什么不对。”
“来嘛，”男人说，“上来吧，我真的有份正经工作给你，你能拿到报酬。”
我再次爬上去，我们飞驰而去。
“对不起，”他说，“你长着非常坚强的脸，但看看你的手，简直像个女孩。”
“你就别担心我的手了，”我说。
“好吧，这可是份苦差事，装载铁轨枕木，你干过么？”
“没。”
“很累的。”
“苦差事我可干多了。”
“行吧，”男人说，“行吧。”
我们一路上没再说话，卡车前后摇晃着，这儿除了灰尘就是沙漠。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特别之处。不过，有时不起眼的小人物在一个小地方待了许多年就获得了一丁点权力和威信。他有辆卡车，有份工作，有时你得跟他们合作。
一路开下去，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在路上。他一定有40多岁了。这个年纪还在路上飘着可太老了。伯克哈特——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我——展示他的卡车，问老头，“嗨，老兄，你想赚点钱么？”
“当然，先生！”老头答。
“坐过来点，让他上来。”伯克哈特先生说。
老头上来了，他可真难闻——混合着酒精，汗液，痛苦和死亡。我们在一小片建筑物前停车，下车跟着伯克哈特走进一家店铺。一个戴着绿色墨镜的家伙，左手腕套着一圈圈橡皮筋，秃头，但是手臂上覆盖着一层又长又粘的金毛。
“你好，伯克哈特先生，”他说，“又找到了几个酒鬼。”
“这是单子，杰西，”伯克哈特先生说，杰西走来走去找齐订单上的货。这要点时间。他找齐了。“还想来点别的，伯克哈特先生？来几瓶便宜的烈酒？”
“我不喝，”我说。
“行，”老头说，“他的份归我。”
“从你的工资里扣，”伯克哈特告诉他。
“不要紧，”老头说，“从我工资里扣。”
“你确定不喝？”伯克哈特问我。
“好吧，”我说，“我也来一瓶。”
晚上我们搭了帐篷，喝掉酒，老头开始向我倾诉。他失去了他的老婆，他还爱着她，无时无刻不想着她。一个不得了的女人。他以前教数学，但他丢了老婆，没有一个女人像她这样，巴拉巴拉巴拉。
我们醒来，老头不舒服，我感觉也不咋样，老天！太阳升得老高，我们爬起来干活：垒铁轨枕木，你必须把它们堆成一垛一垛。底下堆起来好办，堆到上面就要数了。“一、二、三，”数好了，我们把它丢在那儿。
老头的头上绑着围巾，额头冒出酒精浸湿了围巾，将它染得又潮又黑。枕木上经常蹦出碎片穿过破手套割我的手。通常这样干不了多久我就不得不停下，但疲倦麻木了我的感官，恰到好处的麻木。每当此时我总会生气——如同想要杀人，环顾四周却只有沙子、悬崖和炽热金黄的太阳，而且无路可走。
铁路公司经常更换枕木，旧枕木被扔在铁轨旁。那些旧枕木没什么毛病，就这样丢在那儿。伯克哈特带上像我们这样几人，把枕木堆成不少垛，装上卡车卖掉。我猜它们有许多用途，有些农场你会看见枕木竖起来钉入土里，用带刺的铁丝围起来当栅栏。可能还有别的用处，我不关心。
和别的苦差事一样，你累了想放弃，之后你太累了忘了放弃。时间没有流逝，你被困在这一刻，没有希望，没有出路，你被绊住了，现在放弃太蠢了，放弃了又能去哪儿。
“孩子，我老婆走了。她是个不得了的女人。我一直在想她。好女人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
“嗯。”
“如果有瓶酒多好。”
“现在没有，要等到晚上。”
“这世上有人能理解酒鬼么？”
“另一个酒鬼。”
“你说这些碎木片能顺着咱们手的血管钻到心脏里么？”
“不可能，我们哪有这样的运气。”
两个印第安人路过看着我们，他们看了好一会儿。当我和老头坐枕木上吸烟时其中一个走近。
“你们俩搞错了呀，”他说。
“什么意思？”我问。
“你们在沙漠最热的时候干活。应该早点起来，在凉快的时候干完。”
“你说得很对，”我说，“谢谢。”
印第安人是对的，我决定早点起来，但我们从未做到。老头夜里喝高了早上就开始犯病，我叫不起来。
“五分钟，”他说，“就五分钟。”
终于有一天，老头放弃了，他搬不动了。他一直向我道歉。
“没关系的，老爹。”
我们回到帐篷，等到晚上。老爹躺在那儿聊天，继续说他的前妻，从白天说到晚上。之后伯克哈特来了。
“老天，今天就干了这么点，这是捡到金矿了吗？”
“伯克哈特，干完了，”我说，“我们在等报酬。”
“我的善心叫我不要付钱。”
“如果你还有一点儿善心，”我说，“你会付钱。”
“发发善心，伯克哈特先生，”老头说，“发发善心发发善心，我们干得很努力很勤奋！”
“伯克哈特清楚我们干得很好，”我说，“他要数数有几垛，我刚刚数过了。”
“72，”伯克哈特说。
“90，”我说。
“76，”伯克哈特说。
“90，”我说。
“80，”伯克哈特说。
“成交，”我说。
伯克哈特掏出纸笔，扣除吃喝住行，五天活我和老爹每人18美元。我们拿到了。回小镇还得搭他的车子。免费？想屁吃。我们没有求助于法律，当你没钱时法律就停止运转了。
“老天爷，”老头说，“我需要酒，我要大醉一场，孩子，来嘛？”
“不用了。”
我们走进镇上唯一一间酒吧，坐下，老爹点了一杯烈酒，我点了杯啤酒。老头再次聊起了他的前妻，我挪到了吧台的另一头。一个墨西哥女孩走下楼梯坐在我旁边。为什么总是从楼梯走下来，像拍电影一样？我感觉自己就在电影里，我给她买了杯啤酒。她说，“我叫雪莉，”我说，“这可不像个墨西哥名，”她说，“为什么一定要是个墨西哥名，”我说，“那倒也是。”
上楼五美元，她先帮我洗澡，然后再干别的。她用的白色水盆上面印着几只小鸡绕着盆互相追赶着。她用十分钟赚到我一天加几小时的工资。从经济学角度，建议大家生女儿别生儿子。
我下楼时老头的脑袋磕在吧台上，完全失去意识。我们今天还没吃饭，他对酒精一点控制力也没有。脑袋边放着一美元和几枚零钱。有一刻我想把他带走，可我连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我出门了，气温凉爽，我向北走。
我有点难过，把老爹留在满是秃鹫的小镇。之后我开始好奇他的前妻会不会想他。我觉得她不会，即使想过也不大可能像老头那样想。这世界满是这样伤心绝望的人。我要找个地方睡觉，刚刚和墨西哥女孩一起睡是近三周来我第一次躺在床上。
几天前，我发现天冷时手里的碎木片开始抽痛。我能察觉到它们中的每一片。现在越来越冷了。我不能说我讨厌这世上的男男女女，一种恶心的感觉让我和工匠、商人、骗子、爱人们分开，十几年过去，这种感觉没有消失。当然，只是这个男人的故事，或者说这个男人的现实。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下个故事也许会乐观一点。我希望如此。